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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1月，伊朗發生了一場迥然不同的革命。宗教領袖柯梅尼的上台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(Islamic Republic of Iran)的成立不僅廢黜了一個腐敗的美國盟友──伊朗國王──而且也標志著伊朗左翼政黨執政的終結。這位宗教領袖和他的追隨者不怎麼喜歡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，對柯梅尼的追隨者而言，蘇聯與美國一樣是敵人。一位名叫馬哈茂德•艾哈邁迪-內賈德(Mahmoud hmadinejad)的年輕人就是激進的學生之一，他力主包圍蘇聯大使館而不是美國大使館，但沒有成功。

對蘇聯而言，這場伊斯蘭革命(Islamic Revolution)讓其敵人的敵人上台執政，但卻不是它的朋友。對美國來說，這場革命敲響了警鐘，共產主義的蔓延並不是唯一的全球威脅。大家沒能預料到的是，新威脅比舊威脅歷時更久。然而柯梅尼革命更廣泛的影響產生在其它伊斯蘭世界。自從奧斯曼帝國覆滅以來，一場公然展開的伊斯蘭運動首次攫取了政治權力。這一成果產生的反響超出了伊朗之外，甚至對這個國家在遜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宿敵起到了鼓舞作用。“柯梅尼革命之後，伊斯蘭教徒不再只停留在語言上，”卡裡爾寫道，“他們行動了。伊朗伊斯蘭革命最有影響的遺產就是向人證明，革命是可以成功的。”

蘇聯12月入侵阿富汗也是1979年的主要歷史事件之一。就像《奇怪的叛道者》中記錄的其它事件一樣，它的歷史重要性要在事後才顯現出來。這場曠日持久、代價高昂、最終無果的戰爭將蘇聯進一步推到了崩潰的邊緣，促進了冷戰的結束。這場戰爭為伊斯蘭武裝分子提供了集結點和訓練場地，因而為下一場全球衝突創造了條件。畢竟，奧薩馬•本•拉登(Osama bin Laden)首次到阿富汗是為了與蘇聯人戰鬥。

1979年啟動的大事，不管是好是壞，都為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做好了鋪墊，而這一點當時是很難看到的。毫無疑問，我們還會面臨新的轉折點（也許我們已經在面對了？），當我們真的面對它的時候，沒人能保證它會比1979年的轉折更明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