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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熙來試圖挑戰中共高層內定接班人規則的威脅，與胡錦濤第二任期內〝多龍治水〞的政治格局所帶來的〝主弱臣欺〞的弊端，地方政府各行其是，中央部委權力坐大，周永康把持政法委統帥下的國安、武警與警界尾大不掉，凡此種種現像都給習近平帶來強烈危機感，促使習選擇重樹領導人個人權威的策略。〝可以說，小組的密集成立並親任小組長，只是出自危機感與不放心，與外界期盼的‘政治體制改革’並無關系。〞

中國（包括中共）的政治文化傳統是崇拜強人政治，而這種個人專斷型的政治弱點是〝領導者個人能力與見識決定了其施政高度〞。1987年趙紫陽撤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，得罪一大幫保守派大將，最終在89年被群起而攻之的歷史。他分析說，這個深刻教訓應該已被汲取。〝已有的權力結構，是‘存量政治’，不能輕舉妄動，你不知道其中連著誰的筋結著誰的骨，傷筋動骨，必遭報復。〞可行辦法是選擇〝增量政治〞，即不動原來的機構，而新設自己指揮得動的機構，例如領導小組、委員會等，既不會動人家的乳酪，也能遂行自己的施政目標。

習近平在黨、政、軍權力〝一把抓〞後，迅速推出了他的〝小組治國〞施政模式，力推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、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、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，以及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，並親任組長或主席。

〝中央深改組〞扮演了超級內閣的角色；

〝國安委〞掌管與國家安全相關一切事務，權力覆蓋全部強力部門；

〝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組〞由於網路和信息化滲透所有領域，權威性無所不在；

而〝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〞壟斷軍方一切權力。

無須諱言，這一系列的〝小組〞事實上集成了當前中共國政治運作的最高權力機構。

胡錦濤事情的中央政治局25名委員已成各種利益集團代表，政治局常委則演變成〝割據〞格局和分贓政治像征，習近平若不想重蹈〝胡溫時代〞空轉十年覆轍，只能通過新設的〝小組治國〞模式，將權力具體化，讓他擁有最後〝拍板權〞和〝裁決權。

眾多疊床架屋的‘領導小組’以黨的組織名義存在，勢必干擾常規政府部門履職；或說，正因為常規政府部門喪失管理能力，才須成立這麼多‘領導小組’。同時，中共的‘領導小組’權責不明，不受法律監督，可能成為強化人治、毋須法律作依據的邪惡大怪獸，與中共欲推動的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以及法治化、民主共和的現代化潮流背道而馳。〞

[博訊來稿] (博訊 boxun.com)